家乡的番薯

◎陈琴堂

城里人经常托人买我老家阳山的番薯，一斤十块钱，相当于三斤普通大米的价钱，而且常没货。或许是矿区土质特殊的原因，家乡的番薯以香酥著称。

一个“番”字透露出它“泊来”的身世。据说番薯原产于美洲，是西班牙人把它带到殖民地吕宋岛（现在的菲律宾）。它无论生吃熟吃都很甜，且耐干旱产量高，菲律宾人把它当作国宝严禁出口。明朝万历年间，福建闹旱灾，到处是饥民，在南洋经商的福建长乐人陈振龙琢磨着怎么把番薯引回老家。他先后两次分别把番薯藤藏在箱底、编入藤篮中，都被海关查出，没收、罚款，甚至差点坐牢。如果第三次被查出，将有可能被杀头。到了五十岁那年，他决定再冒一次险。麻绳？对，船上有太多粗大的麻绳。在船工的配合下，这一次他把一根番薯藤编入麻绳里，外面抹上黑泥，经过七天七夜的航行，终于把这根宝贵的番薯藤顺利运回福建老家。经过精心培育，当看到番薯藤开出淡紫色的花朵时，陈振龙激动得泪流满面。陈振龙子孙七代都致力于番薯的推广，从此，番薯一路向北，出现各种不同的叫法： 红薯、金薯、甘薯、红苕、地瓜……成为我国重要的口粮。明清时期我国人口快速增长，它居功至伟。

阳山是矿区，山地坡度大又缺水，解放初土地改革时只在很远的外村分到一点水田，所以稻米不够吃，只能靠番薯填饱肚子。平时吃得最多的是用铁锅焖熟的“红番”，或者是用“白种”刨成条状的番薯干，要说最好吃的就是用番薯粉做的薯粉糊、薯粉条、薯粉煎。番薯粉可不多，一来舍不得太多的番薯做淀粉，二来加工起来要经过粉碎、水洗、沉淀、晒干、过筛等环节，费工费力。夏秋青黄不接时，我们便拿出那些加工番薯粉后剩下的晒得硬邦邦的残渣，当地人管它叫“番薯头”，先在石臼里舂碎，再在锅里炒一炒，就算拌上一点猪油，仍然粗粝得难以下咽，可总比空着肚子强。饥饿所迫，有些人也会挖些用来长藤苗的“番薯母”充饥。小时候，最盼“白露”这个节气早点到来，因为这个时候有一种叫“新种花”的番薯已经接近成熟，挖一株回来煮了吃，那叫一个香！

跟着父母上山种番薯，是每年必干的农活。“小满番薯，芒种稻。”小满节气一到，种番薯便开始了。头天先到种园里剪几把藤苗，数量按第二天能种多少计算。“番薯母”是“春分”时埋到地里的，两个月后藤苗长到约20公分。第二天，每个人都要挑一担用牛粪和草混合发酵过的干粪上山。地很硬，石子也多，整垄时，一锄头下去，震得手臂发麻。垄整好了，拉沟、撒粪、覆土、拖苗。所谓拖苗，就是左手扶着苗的上部，右手拇指和食指牵着根部，剩下三个指头硬生生地往土里扒拉，再用土把苗压实，只露出苗尾。这样一来，手指经常被磨得起肉刺，整只手沾满牛粪。午饭由家里一个小孩负责送到山上。山上没水，种地人也顾不上讲究，一双带着粪屑的手端起碗就吃。遇到雨天，头上的斗笠一斜，冲冲手，手在草上抹一抹就吃开了。进入除草、松土、施肥、培土、牵藤等管理阶段恰好是“三伏”天，太阳毒辣辣的，野外劳作一天下来，常常热得七荤八素。收获季节，又是全家出动，把一担担番薯挑进“土洞”，这便是一年的口粮。

平凡的番薯也经历过一段不平凡的岁月。在“割资产阶级尾巴”的年代，有一年，父亲在生产队集体土地外围边边角角的地方开了一些荒地，种上番薯，结果被人举报了。好在有高人指点，父亲眼看着番薯疯长，不敢管，也不敢收，最后任由它烂在地里，躲过了一场批斗。大集体生产的弊端十分明显，大家出工不出力，番薯产量低，人人吃不饱。穷则思变！后来我们大队出了个思想灵活、敢于担当的支部书记，他让大家私下里把地分了，自己的地自己种，但要求大家同时出工、同时收工，收番薯时还要把一杆大秤放在地头显眼的地方，装作集体生产的样子，骗过上级的检查。直到改革开放后，大家才不用在地里“演戏”。

或许是吃了一辈子的番薯吃出感情了，八十多岁的父母亲隔三差五地总要到超市买些番薯回来煮着吃。偶尔，我也吃点，也就是吃点，谈不上热爱，更多的是怀旧——当年离不开它，也吃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