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荏苒，枪林弹雨，隔不住哥哥对家人的血脉情深。

13岁，多少人还在父母眼前呢喃撒娇，稚嫩而有抱负的哥哥已不远千里跨越重洋，从马来西亚只身回国，只为了学有所成，实现自己的工程师理想。他回到故乡德化，就读于县立培风初级中学（现德化一中），而后转读福建省立永春中学（现永春一中）。16岁，他以优异成绩完成初中学业回到马来西亚。家中依旧一贫如洗，海外依然看不到希望。于是，他再别父母，又千里迢迢回国求学，终因日寇的侵略战争而走上革命的人生之路。

解放之初，与父母阔别十几载、经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生死考验的哥哥获知父母已自南洋回到老家德化，兴奋之情难以言表，立马修书和父母取得了联系，并寄回一张放大的黑白照片。那是他带领军乐队走过天安门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几十万军民检阅的照片，照片背面是他的亲笔字：“这是开国大典的军乐队，最前面一个就是我。”这两行亲笔字，是用赤子之心向十几年不曾谋面的父母亲报告啊：儿子无愧于父母教诲，已经献身于祖国和人民的事业！之后，哥哥担起了赡养父母、抚养弟弟的责任，20世纪50年代初每月给家里寄15元，60年代后每月寄20元。

我的青葱少年时代，留下了许多关于哥哥的深刻记忆。解放初实行的是供给制，哥哥作为军队高干，抽烟喝酒不用花自己的钱，但哥哥既不抽烟也不喝酒。哥哥给家里的信，总是用写过字的纸的背面来写，信封则是把来信的信封小心拆开翻过来粘贴的。哥哥这样对我说，党和国家领导人号召我们要继续保持艰苦朴素、艰苦奋斗的作风，他们还穿带补丁的衣服呢，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勤俭节约呢？父亲告诉我，20世纪60年代时的哥哥工资240多元，不算低，哥哥是这样安排的：200元分作10份，他北京家9个人9份，老家父亲、弟弟1份，总共10份；留40多元做出差、接待战友等机动费用。政府曾经分配给哥哥一条打了补丁的毯子，那是缴获日本侵略者的战利品，哥哥让父亲带回家里用，到我手上还用了几十年。20世纪60年代，哥哥给父亲一件白色的确良短袖衬衫，父亲又给了我，我到20世纪90年代还在穿。县委县政府领导每年春节都亲自或派专人慰问哥哥，家乡人也不时到哥哥家里，他们亲眼看到哥哥不管是个人用品还是各种家具都是使用了几十年的，他的孩子也是穿着补丁上又打补丁的衣服。哥哥就是这样自己带头，要求一家子保持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家风，坚持用“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观念教育孩子；他就是这样自己响应党的号召，厉行民族和家族的勤俭节约之风，又承担起自己对家人的责任。

这就是“国歌演奏指挥第一人”的家庭！

我和哥哥有着别人无法理解的情感。打小我就看到，春节时政府给军烈属拜年，别人家一般也就一两年顶多四五年。而好几十年来，政府每年都派人在我家门口放鞭炮、贴春联进行慰问。上小学起，我就陆续在各种场合听到哥哥指挥录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东方红》《哀乐》等，每一次听后都会热血沸腾、激昂向前。“文化大革命”时，看到哥哥在八一电影制片厂领导拍摄的《地道战》《地雷战》等电影和上百部军事教育片，我没有一次不深受鼓舞与自豪。我自己当兵不过六七个年头，而哥哥却有着七十多年军龄，而且经历过战争，建树颇多。每每想到此，崇敬之情油然而生！

哥哥虽然年长我许多，又很少在我身边，但是我们始终没有疏远与隔阂。我们有着无数的共同点，也曾有过敞开心扉的争执。解放初，哥哥给家里汇款就说明了赡养父母、抚养弟弟（指我）一直到成年。我还在读小学时，哥哥每次给父亲的信中总说到要我好好学习、不要贪玩，要学有所成。每学期末，哥哥都让侄儿、侄女向父亲报告学习成绩。这些，都是对我最现实、最亲切的鞭策啊！我应征入伍时，父亲年事已高，我担心县征兵办会因为这个问题“卡壳”，就给哥哥写信。哥哥接信当天给我发了九字电报“可参军父生活另安排”，表示支持我的选择并负责落实照料父亲生活之事，我的从军梦如愿以偿。我刚到部队，哥哥就写信教育我：“要尊重连队干部包括班长，他们是你的最直接的首长。”1972年，哥哥回家探亲时特意在福州军区第三招待所住了一天，专程到部队看望、鼓励我。1978年，我参加高考并考上高等师范学院。哥哥非常高兴，写信祝贺我：“好，父亲当了一辈子教师，你可以继续父亲的事业了。”平时，我们书信、电话不断，哥哥每封信都要问候、祝福我的所有家人，有什么事哪怕半夜时分也会给我打电话。每年春节时，哥哥都会给我寄他全家的合影相片，背面总不忘亲笔写上几句小诗或留言。

1980年，父亲去世，哥哥无法赶回。年底时，他专程回家给父母亲修缮坟墓，处理遗留问题。1997年，父亲100周年诞辰，哥哥抚今追昔，念及父母音容笑貌，历历往事，心潮难平，他怅然提笔，写道：

父亲百岁诞辰冥寿

百年冥寿敬双亲，了却南传一片心。

不孝未曾奔丧日，愿闻老父梦中吟。

长子 南传 书

时 九七年 农历七月十四日

谁道军人、共产党人无柔情？请看哥哥一片心！

哥哥刚正清廉。他也算是一个有点影响力的人物吧，虽然他要赡养、抚养的人多，家庭负担比较重，老家亲人也时有需要帮助的，但是他从不向组织上提什么特别要求，尽管每一任县领导都对他说：“罗老，您是德化人民的骄傲，有什么要求您尽管说。”我们家里需要解决的事很多，哥哥也深知他一直疼爱的弟弟有各种需求，但是始终没开口。哥哥没开口，我和亲人们也都没敢开口。哥哥就是这样，一次都不曾利用他的权力和影响力来谋取私利。晚年，他还写小诗告诫晚辈：“告知子女当今事，要做遵规守法人。劳动辛勤能致富，且看纪末两翻身。”哥哥去世时，参加告别仪式的战友也动情地回忆起他的清正廉洁。

哥哥自幼离开家乡，在老家实际生活时间并不太长，可是无论是旅居南洋、南征北战，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驻居北京，他始终念念不忘中国福建省泉州市德化县雷峰镇潘祠村—— 他的故乡。来自家乡的人，不管是领导还是普通人他都热情接待；来自家乡的消息，都让他兴奋不已。他经常说的一句话是“我是德化人”。

在北京，有个北京德化同乡会，想要聘请哥哥出任名誉会长，哥哥欣然应允。每有活动，哥哥必正装出席。自己年事已高，他就鼓励自己的孩子参加同乡会里的各种活动。因为忙，他通常十几年才回一次故乡。每次回乡，他都一定要登上潘祠村的盖云岐。只要走得动，他一定要爬山登上大岭边的老屋，举头仰望巍峨的石鼓岐，放眼山下郁郁葱葱的村子。他一定要会见干部和乡亲，尤其是喜欢见见家乡的青少年学生，鼓励他们努力学习，积极上进。

很多人不知道，从解放初开始，哥哥就给故乡潘祠小学邮寄图书，希望开阔故乡青少年的视野。20世纪60年代以后，他给家乡小学汇款，让学校购买图书。我就曾经保管过其中的两本，一本书名叫《朱德同志的故事和传说》，另一本是江西陈昌奉写的《跟随毛主席长征》。这两本书自我童年开始就一直陪伴着我、激励着我。

哥哥对家乡的发展十分关注。平日里，他要我告诉他家乡的新人新事，很喜欢我寄给他的有关家乡的照片、剪报。我尊重哥哥的各种意见，哥哥也没有半点架子，只要事关老家不管什么都跟我商量。1993年，哥哥最后一次回故乡，跟我商量说，老家人要用我们大岭边的老宅子建一个小学分班，问我意见怎样。我说：“只要哥哥认可的，我都赞同。”哥哥又说：“我们兄弟俩捐点儿吧。”我同意。县委书记吴汉民来访，哥哥把我们兄弟俩的决定告诉他，县委书记当即也表态要为潘祠村捐款。哥哥还嘱托我：自己可能没法再回来了，以后凡是有关家族的事、父亲的事（我的理解也包括他的事）都委托我代劳了。我认真而郑重地答应了哥哥。老家有位中学领导到北京想去看望哥哥，跟我要了电话。到北京后，他考虑到自己与我哥哥素不相识，就用家乡话跟哥哥通了电话，没想到哥哥一听到乡音，马上安排见面时间。有一次，我把应约给某家报纸写的有关哥哥的报道给他看了，哥哥回信对我说：“我不是定居北京，只是在北京工作的军人。我是德化人，只要党中央、中央军委一声令下，愿意立刻回老家。”

哥哥一生尊师重教。他只身从南洋回家乡就读县立培风初级中学期间，就因擅长数学而与数学老师结缘，因对文学兴趣浓厚而与语文老师亲近。他记得凤凰山，他记得大成殿，他记得文笔松。到延安后，他和冼星海老师的关系尤为密切，他们常在窑洞中促膝长谈，师生情谊成为永恒。1999年，哥哥回忆恩师冼星海时，写了一篇文章《星海之光》，开篇就是：“纪念《黄河大合唱》公演六十周年之际，我们当然忘不了《黄河大合唱》的作曲者及首演的指挥者—— 冼星海老师，他在这部伟大的作品中，贡献了中华音乐的宝贵的精神财富，（这部作品）散发着中华民族的勇于斗争的光芒，（它）也是星海老师留给我们全体音乐工作者的光辉。”敬重之情溢于言表。冼星海老师和家人对他也亲如自家，哥哥去世时，冼星海的女儿专门为他送了挽联，不少新闻媒体都就此事进行了报道。

哥哥公是公私是私，为人低调，从不利用自己的影响谋任何私利，也不喜欢接受记者采访。但是对家乡、对青少年教育的事，他总是有求必应，竭尽全力。1980年，他回乡探亲，先后受邀为母校德化一中和永春一中数千名师生做报告—— 自己是怎样励志上进走上革命之路的。2004年，听我说故乡某中学校报《旭日》希望他题个报头，他二话没说就写，又叮嘱孩子用 E-mail 发过来—— 那时，我们这儿懂得 E-mail 的人还不是太多呢。2010年，欣闻德化一中即将九十周年大庆，哥哥和我又一起为母校捐款庆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