餐 思

◎ 陈琴堂

在村部东侧有一座条石垒砌起来的房子，一看就有些年头了。房子正面在南侧，分上下两层，最上面“会场”二字颜色虽已褪得接近底色，仍依稀可辨。底下一行阿拉伯数字：1976.7.1，应该是会场的落成时间。二层楼板上“人民公社主题餐厅”八个红漆大字尤其显眼。

记忆把我带入另一个时代，红旗招展，锣鼓喧天。

1958年，中央确立了“三面红旗”——“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为了适应“大干快上”的要求，一个新的农村集体组织——人民公社应运而生。

增产！一切为了增产！在短时间内快速提高工农业产值是首要任务！本就唯上的心态被改天换地的决心不断催化变得异常亢奋。人们相信粮食产量“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钢铁产量能够“超英赶美”，一场轰轰烈烈的“大跃进”运动席卷全国。大队部的高音喇叭每天播放着全国各地粮食增产的一个个“神话”、一颗颗“卫星”。 人民公社另一个任务是大炼钢铁，没有煤炭就上山砍树，没有原料就把锄头等农具甚至是做饭的铁锅送到小高炉。人们的情绪犹如炉里的铁水在沸腾……

“吃饭了。”有人喊了一句，打断了我的思绪。大家从餐厅西侧的大门鱼贯而入，只见餐厅主体部分约有八米高。大门左边是一个旧会场留下的主席台，北墙正中挂着毛主席像，像的两边各斜插着五杆红旗。望着舞台，我仿佛看到一群红卫兵正在用夸张而又格式化的动作跳着“忠字舞”。大门右边是一个小吧台，摆着一些烟酒和饮料。对面靠着东墙用槽钢和木板搭建了两层屋子，下层敞开作厨房用，上层四间包厢分别用“一大队”“二大队”“三大队”“五大队”标着序号，经营者有意隐去“四”字。四周墙上挂满宣传画，画中的人物大多穿着草绿色军装，斜挎军用背包，背着写有“为人民服务”的草帽，手臂上套着红袖章，胸前戴着大红花，一手高举“红宝书”，一手紧握拳头或钢枪，再配上一些耳熟能详的语录，都是人民公社时代宣传画的标配。

饭菜陆陆续续摆上餐桌，看得出大多产自当地，有素有荤，有鱼有肉，不失丰盛。村干部一边热情招呼大家吃饭，一边向我们介绍餐厅创办的经过和经营的情况，让人很自然地想到当年人民公社大办食堂的情景。那时候各村生产队都成立公共食堂，社员的口粮分到食堂，实行伙食供给制，吃饭不要钱，全国90%的农村人口在公共食堂吃“共产主义大锅饭”。为了阻止社员私自开伙，干部把各户私藏的主粮和南瓜、玉米、豆子等杂粮收走，如果看到哪家还冒炊烟就连锅都端走。不久问题来了：社员出工不出力，粮食浪费严重，口粮供给越来越少，集体经济入不敷出，有的社员为了到公共食堂吃一口饭翻山越岭走十几里路……屋漏偏逢连夜雨： 我国遭遇大面积自然灾害，苏联撤回专家并对我国实行经济封锁，史称“三年困难时期”。粮食不够就“瓜菜代”，当年能吃上一口野菜算是好的了。许多人吃米糠，结果大便排不出，只得用小木棍扒拉一番。米糠也没有了就吃草籽、树叶、树皮、观音土，因营养不良，全身浮肿。听母亲说，我外公就是那时候饿死的。据说，三年困难时期饿死者数以百万计。天灾乎？人祸乎？苦难拷问着良知。在时代的洪流中，个人的命运就像一片被波浪裹挟着的枯叶，身不由己地漂荡沉浮，随时都有可能被吞没。

1961年6月，中央宣布不再强制办食堂，社员自愿参加公共食堂，公共食堂逐步解散。

“大家多吃点。”看到饭菜剩余不少，主人不时招呼着客人。民以食为天，吃饭问题历来是人类的头等大事。手中有粮心中不慌，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的：“中国人要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而且要装自己的粮食。”

1984年，人民公社被乡镇政府所代替，一个时代结束了。

当年的人民公社食堂与今天李溪村的人民公社主题餐厅，虽然都冠以“人民公社”，但分属两个不同时代，代表两种不同的体制、理念和经营模式，不可同日而语。纵观今昔，共和国走过了从道路探索到拨乱反正、从改革开放到民族复兴一路筚路蓝缕、凤凰涅槃的历程，也经历了人民从饿得慌到吃得饱、从吃得饱到吃得好、从单纯充饥到重视营养、从满足口味到讲究养生的不同历史阶段。今天，中国人已不再为吃饭发愁，相反美食已成为我国吸引八方来客的一张靓丽的名片。

吃完饭，大家聊到了李溪村的耕牛节。天还是那片天，地还是那片地，红旗还是那样鲜艳，锣鼓还是那么响亮，只是活动的主角——牛不再属于人民公社，而是来自附近的村民之家。节日那一天，鞭炮声响起，随着一声吆喝，老犁翻出了新泥，翻出了新时代春天的田野。

回城的路上，耳边仿佛响起歌唱家郭兰英的歌声：“公社是棵常青藤，社员都是藤上的瓜……”看着李溪村那一片片绿油油的稻田，我想：同样的一片土地交给不同的人打理，只有顺应自然尊重规律，才能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一路上，我还看到李溪村正在改造公路。是啊，道路很重要，它既把控方向，又关乎速度，把它拓宽了、改直了，以后我们就可以少走弯路，让前进的步伐更稳更快！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