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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认20世纪20年代，德化与全国一样，人民生活在乱世，军阀混战乱，群盗四起，农民、工人饥寒交迫，加上国民政府和军阀摊派的苛捐杂税，更是雪上加霜，以致民怨沸腾，怨声载道，哀鸿遍地。“五·四”运动唤醒了德化人民。崇正女校的女学生头剪短发，足上解除缠脚布，冲出校门，走上街头，劝市民抵制日货；瓷业工人们走上街头，宣传使用国货，用简单朴素的爱国革命热情，声援京沪学生的爱国主义行动。
大坂村，民国时期与墨苑合为一个保，名为墨苑保，是当时德化革命运动的一个缩影。
位于大坂官田洋的郑信贵旧居湖兴堂
郑信贵，墨苑保大坂村官田洋人，是当时德化塔岸街后古水圳边的“吉记”染布作坊主人。1926年秋，共产党员唐生、庄仰山夫妇奉中共厦门总干事会的指派，以找拳师治伤为名，到德化开展共产党革命活动。唐生虽是入党不久的共产党员，由于受共产主义思想引领，一身是胆，一进入德化县城，便落脚繁华街区塔岸街。唐生与郑信贵接触后，发现郑信贵为人善良，是个忠诚老实，知白守黑的老实人。为此，唐生以记账员的身份留在作坊里，并不时对郑信贵进行共产党革命宗旨教育；郑信贵知者不惑，从此，两人志同道合很快成为革命战友、同志。白天在作坊，晚上信贵带着唐生回到大坂官田洋宣讲革命真理，例如，穷人为什么会穷、农民种田为什么没有饭吃……信贵的侄儿、堂侄郑大中、郑大审等人参加宣讲活动。不久，郑大伴，郑大渠、郑大针等3人被唐生发展为地下群众；郑信贵亲堂叔侄、亲堂兄弟革命热情高，信心足。有一天，集体谈论后续工作开展时，郑大仲提议：郑信贵有谋略、有智慧，要保护好，为了后续革命活动的需要，他只在背后谋划、出主张、提办法，出头露面的事让他们年轻人去干。“我不怕死，真的打起来，我有五六百斤土力，死的不一定是我……”堂侄郑大仲当即表态。一群青壮年，在革命真理的洗礼下信心与忠诚与日俱增，德化的革命星火率先从墨苑保大坂村郑氏家族燃起。不久，同村的何良、陈道绳、苏节金、陈文坦、陈文炎、陈文灶、苏沛、陈文雨等20余人均发展为农会会员或基本群众。1926年冬，郑信贵由唐生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6年冬，唐生与中共闽南部委派到德化工作的庄醒民接上关系。1927年1月，唐生、庄醒民共事，在德化城厢丁墘、墨苑成立中共德化支部，庄醒民为负责人，共产党员有唐生、庄仰山、郑信贵、张顺月、苏兴里、林书作等。唐生在墨苑、大坂等地，扎根串连，完善农会组织，并开展反对苛捐杂税，提出“反对贪官污吏”“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等口号。一场摧枯拉朽的运动正在酝酿。
不想，同年4月10日，泉州国民党右派在西校场召开“拥蒋护党”大会，取缔民众运动，庄醒民等共产党员被通缉。这是一个转折点，德化革命运动步入为低潮。同年，唐生、庄仰山在泉州中山街小泉涧巷开设的“泉州书店”被国民党政府查封，遂转到德化城厢墨苑、大坂一带。在郑信贵精心安排下，他们在鸡公山、龙潭岭寨一带流动隐蔽，安全地度过数月，是年冬天安全转移到他处。据说，唐生与郑信贵在革命的地下斗争中，已建起推襟送袍的革命同志关系，唐生离开后曾有书信秘密往来。
1932年，中共永春特支派共产党员李子云从达埔到德化县城、盖德与共产党人李其森接上关系；厦门中心市委亦派出一位工人为德化特派员到德化工作；安溪县委委员杨七亦到德化开展革命活动。三路人马先后在盖德、丁墘、三班一带恢复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在这一时间内，郑信贵与组织上派来的领导同志接上关系，同志们看到郑信贵住的房子，是两座仅隔一条沟的一字形房子。这是革命同志常往的地方，如果给敌人包围了，连退路都没有。党的领导同志对郑信贵住所很重视，他们认为大坂官田洋群众基础好，要把游击区的盖德溪头洋、下坑、上坑，龙浔大坂官田洋、鸡公山连成一片，为此，领导同志说服了郑信贵、郑大仲、郑大审等人，拆去原有两座一字形茅草房，着手构建土木结构三落大厝。（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