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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哈彻号”的货物真的是针对亚洲人的，那么它至少提供了其购买者的三个方面信息。首先，这群中国白的崇拜者表现出了与半个世纪后欧洲人截然不同的品味。这些物品可能是中国人的文玩雅器，也可能是不同群体的葡萄酒杯或茶杯。第二，货物中仅有的几件瓷器表明有限的市场。第三，这些作品究竟是要出售的商品，还是船员的私人物品。如果答案是后者，他们的主人可能来自什么样的社会背景？
从“哈彻号”舢板中找到的那种三脚架香炉可能也被东南亚的穆斯林使用。在吉隆坡的马来西亚国家博物馆的这件不同寻常的三脚香炉为中国白争夺了穆斯林的市场。香炉可能是三件套中的一件。它在烧制前刻有阿拉伯文字，因此它一定是经过特别定制的。亚洲市场上其他独特的中国白瓷器包括军持。从西爪哇省万丹市发现了一个军持。
荷兰东印度群岛公司Dagh登记处的记录告诉我们漳州是中国白瓷的一个出口的港口。1680年，一艘帆船从该港口抵达爪哇的班塔姆，船上有23个柳条箱的白色雕像和40个有盖的罐子。考虑到漳州离德化很近，沃尔克认为这种白色瓷器是中国白可能是正确的。由于漳州船没有荷兰东印度群岛公司(简称VOC)授权，因此可以合理地假设货物很可能是注定要出口给爪哇居民的。
1690年，另一艘亚洲商船在越南南部靠近头顿海港的海域遭遇厄运。这艘船也主要运载中国的青花瓷和较小规格的中国白，尽管如此，这一数量仍超过了“哈彻号”德化白瓷。它包括44个神像，551个有盖的盒子，118只杯子，473只碟子，122个盘子，698只碗和273只不同大小和形状的勺子，其中一些可能是在岭兜制作的。很明显，到了十七世纪底，南洋的中国白贸易正处于全盛时期，相比之下，此时对欧洲的出口有限。
不仅“头顿号”沉船上有许多中国白瓷器，而且许多同样的瓷器也表明，为了获得稳定的市场，商品组装通常是固定的。一些青花瓷器上的伊斯兰图案表明，“头顿”号货物的一部分可能是为穆斯林客户设计的。与“哈彻号”货船不同的是，头顿沉船装的物品似乎是为更多的客户群准备的。
东南亚的白瓷市场在十九世纪初及之后继续繁荣。1822年在爪哇附近沉没的“泰兴号”，在德化和景德镇的许多青花瓷器中，夹杂了一小部分中国白瓷。“泰兴号”沉船的中国白瓷器与十七世纪的有很大不同。像狮子、三脚架、酒杯或神仙雕像这样的花哨物品很少,取而代之的是大多数实用性商品。销售目录显示了一个方形花瓶，许多带有少许蓝色颜料的相同的小男孩雕像、圆盒子、有模制图案的盖碗、碗和勺子，这些都可能是德化制造的白色器皿。
尽管东南亚收藏品中中国白瓷器的原始消费者无法确定，但在雅加达等地，这些瓷器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区域市场的存在。目前的证据表明，在18世纪早期欧洲中国白瓷器市场兴起之前，17世纪后半叶东南亚是中国白瓷器的主要出口市场。亚洲市场已经足够成熟，可以委托特定的设计。毫无疑问，随着更多的考古证据的出现，我们将更多地了解古代中国白在一些地区和民族市场上的差异。
如果不是唐纳利为西方学者定了基础，徐本章对窑址资料的抢救和记录倾注了毕生的汗水，中国白历史陶瓷研究将一直是一个模糊的领域。尽管这两位学者从未谋面，但希克利收藏和这本目录使他们的精神相聚。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