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琴堂
带父母坐一趟火车的想法我早就有了,只是在兴泉铁路通车之前这个愿望一直没能实现。
农历正月初二是“女婿日”,兄弟姐妹都在家,我提议第二天一起陪父母去坐一次火车,大家都很赞同,没坐过火车的小孩子更是高兴得叫起来。大家开始规划线路,查询火车班次和票价,统计人数,最后确定乘坐第二天上午9点36分出发的班次,坐到清流县,当天傍晚返回。
火车开动了,嘈杂的车厢慢慢变地安静下来。火车越来越快,父母不断谈论着窗外的风景。说是风景,其实更多的是黑黢黢的隧道。偶尔出了隧道,他们便要问这是到哪里了。
火车在飞驰,我的思绪也回到了从前。
父母都是经历过新旧社会的人,前半生过的都是起早贪黑、缺衣少食的苦日子。小时候我经常帮忙做饭,一家九口人,母亲交代每餐只能用竹子做的量筒装“一卷米”(即8大两),汤多米少,可谓锅米汤,就着地瓜或地瓜干喝,菜基本上没什么油,“饿”是儿时最深刻的记忆。母亲经常与我爷爷吵架,都是因为吃引起的。爷爷一生好吃懒做,年轻时还有赌博的恶习,把家底输个精光。每次我母亲外出干活,她前脚刚走,我爷爷就找出平时只能用来招待客人的米粉、面线等煮一碗吃了。母亲回来发现东西少了,一场干仗便免不了。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父母的其中一次吵架。我们老家干农活都要走很远的路,天蒙蒙亮就出门,中午用自带的铝锅在田头挖个临时的土灶做饭吃,晚上八九点再入家门。那天晚上到家后,母亲做的晚饭是地瓜粉团汤,父亲叫母亲掺点咸肉,母亲舍不得加,结果父亲大发雷霆。或许是受了太大的委屈,母亲气得说不出话来。是啊,同时干活回来,你累我也累,你饿我也饿,你可以休息一下,我还要做饭,你凭什么发火?不一会儿,母亲脸色煞白、手脚僵硬、浑身发抖。看到这种情形,住在同屋的二奶奶和堂叔赶来了,有的掐人中,有的搓母亲的手,一会儿母亲才缓过气来。父亲这时也慌了,可碍于面子没上前帮忙,只是责怪我为什么不去看看母亲。可能是太小吧,我当时也不知如何是好,只是杵在那里,一动不动。
火车过了大田站又走了一段时间停了下来,大约过了十多分钟,等交会的一辆客车和一辆货车先后过去了再继续前行。坐在座位上,我还想起很多事。
父母都是从鬼门关走过的人。三十年前,矿难,父亲肋骨断了好几根,小肠和脾脏都断了,严重内出血,浑身的皮肤嵌满了炸药爆炸后迸出的碎石,用矿车送到县医院时已奄奄一息,好在抢救及时才保住了一条命。十年前的一天,父亲过马路时被摩托车撞出脑出血,瞳孔已是放大,是通过颅骨穿孔引流,用了12瓶人血清白蛋白才抢救回来的。母亲也是命运多舛。四十年前的一天,母亲与一位女伴去永春县桂洋乡赶集,回来时乘坐的班车翻入几十米深的河中,当场死了好几个,鲜血染红了河水。母亲也被抛入河里,她不会游泳,但凭着强烈的求生欲望,最终她爬到河边活了下来。据她回忆,到岸边后,她看到一个死人身体沉在水里,只有头发浮在水面向她漂来。她以为是一起去的同伴,抓起那人的头发一看,不是,又放了下去。幸运的是同伴也活了下来。母亲在永春县下洋矿务局医院躺了一个多月才痊愈。母亲本来就体弱多病,经此一番遭难更是落下一身病根。去年底,母亲又做了心脏血管扩张手术。如果他们在这几次事故中没了,这一辈子活的多不值啊!都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想这个“后福”就是我的责任。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行驶,火车于11点56分到达清流县,我们下了火车后乘坐公交车到县政府附近的建行站下车。当时已中午,首先要解决的是吃饭问题。因为是大年初三,餐馆基本没开张,好不容易找到一家小吃店,凑合着用了午餐。母亲问我花了多少钱,我说花了二百多元,她觉得贵,其实平均每人才花十多元。我知道母亲是一个非常节俭的人,即使是现在日子好过了,母亲也常因吃的问题与我们争吵。好多东西藏到变质也舍不得煮,让我们不开心;我们把一些剩饭剩菜倒掉,又惹她生气。或许这是从那个物质极度贫乏年代过来的,特别是善于持家人落下的“通病”。
吃完午饭,我们只在城里逛逛,主要在河边的九龙公园走一走。父母不想走,我在公园里给他们找了一个附近有公厕的地方坐,我用手机拨打了打母亲的电话,发现手机能通,又对他们交代一番后才放心走远。无奈公园里可玩的东西不多,我们把下午5点6分的回程改签为4点14分的班次提前回来。
下车后还有一个小插曲:因为母亲走得慢,站台上最后只剩下母亲、我、大妹三个人。忽然,母亲返身加快脚步往回走,我连忙跑过去抓住她的胳膊,问她怎么回事?她说要看看火车离站台那么近,走的时候会不会触碰到边沿,搞得我哭笑不得。俗话说,老人像孩子,看来确实如此。其实,在父母的心里,我们未尝不是长不大的孩子。记得有一天晚上11点多,母亲打电话问我在哪里,因为她发现我的车不在车库里。好几次我喝了酒走路回家,发现母亲坐在二楼的窗前,望着我回家的路,我知道我不到家母亲是不会安心去睡的。每当此时,我想:我们对父母何时如此用心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