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小学老师

时隔这么久，小学三年级之前的很多老师已经记不太真切了。当时师资匮乏，一茬茬代课老师走马换将，来来回回。有初中刚毕业的小哥哥，有村干部的年轻爱子，有铃声响过才从田里拔腿进教室的村民……老师是各色人等，学生是散养的农村娃，自然上课也就点像放牛了。

    其中，有一位老师倒是有点例外。他当时是代课的，听说我们毕业后才转正。他姓郑，教我们数学，对我们很是严苛。八十年代，在乡下学校还没有“体罚”这一说，当时人们大抵认可“严师出高徒”这一说法。郑老师惩戒学生的方法五花八门：打手心，根本不算事；一只脚站立，叫金鸡独立；站三脚椅，战战兢兢，如履薄冰；钻桌底，腰酸背痛，如下地狱……那时乡下怕没有“满清十大酷刑”这一说，不知他从哪里学得这些。有次，我不知什么原因被抓到教室后面“坐飞机”（双手后背，腰弯90度）。一节课下来，冷汗涔涔，两眼昏花。他走到了我面前，清楚地说了一句：“衣服穿得这么漂亮，书怎么不认真读呢？”当时我穿了一套开领的西式套装。现在想来，衣服与学习能有毛关系？然而，当时我还是心领神会地，以为他是在夸我，认可了体罚的理所当然。这是我上小学二年级的事，也是学习生涯中为数不多被老师惩戒的事。当然，后面见到他，就如同牛儿见着鞭子，敬畏有加。现在想来，一个代课老师能认真惩戒学生，也真是难为他了，与当时很多老师相比，他可谓真心为学生负责到底。回头看来，放在当时情境里，我对他并不反感，反倒有些许的感激。

    四年级的时候，学校一口气来了三个师范毕业的新老师，我们学校自此更像一所正规学校了。

    记得在开学仪式上，其中一位老师还在我们面前展示他的拿手才艺——弹风琴，琴声像校门前的溪流一样叮咚悦耳。他就是后来教我们语文的黄老师。继任我们数学的是王老师，当时并没有在仪式上表演什么才艺。他对美术很是喜欢，兼任我们的美术老师，教我们画荷花什么的；他宿舍墙上有几幅用钢笔画成的几丛竹，疏叶硬枝，很是精神。他们不会太多的“酷刑”，顶多就让不乖的孩子站着上课。当时多数乡下孩子啊，只要老师眉头皱得紧一点，就会低头思过的。

    到了五年级毕业班，老师对我们日渐严格。晚上要晚自修，当然是不用钱的那种；周六日，他们不回城，义务为我们上课。到底年少无知，当时心里也难免嘀咕：每天都有上不完的课。回头想，当时他们还只是二十出头的年轻人，能够定下心来全身心扑在教学工作上，真是难能可贵。中间发生一件事，时到现在记忆犹新。临近毕业考的一天，我们几位同学被黄老师逮住了，因为大中午不好好学习，绕着教学楼一楼走廊追逐嬉戏。二三十年过去了，我还记得当时我们站成了一排低头聆听他的训斥——大抵是“地瘦栽松柏，家贫子读书”之类的话语。读书可以改变命运的这一论调自此楔入我生命的深处。

    匆匆几十年过去了，郑老师一面也没再见过，再次见到黄老师和王老师已是近几年的事了，在一次春节后的同学聚会上。谈起当时加班加点为我们上课的事，王老师欣喜地说：当年我们班毕业考的平均成绩学区第一名。话里我听出一个为师者的欣慰与自豪。后面，与王老师还有几次照面，也是匆匆。再后来，偶与当年同学相遇，谈起找个时间去拜会几位小学老师，他们都欣然应允，然而，总是这样那样的原因，未能成行。说真的，有时我们太薄情了，太不应该了。那些年对我们好的，当时我们不懂；当到了真正懂的年龄，又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不能当面说声“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