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传统文化中，追求幸福生活的所有生活观念和价值理想都集中体现在福文化之中。“福”乃“福、禄、寿、喜、财、吉”六大吉祥之首，“求福、纳福、惜福、祝福”又是各种文化现象的概括和代表。一个“福”字，背后蕴藏着巨大的文化价值，寄托了整个民族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和对美好未来的祝愿。作为生长于“有福之省”的闽地人民，更是从福文化中汲取了强大的精神力量。
为更好地传承和延续福文化，加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让大家更加关注“福”文化、参与“福”文化、乐享“福”文化、发展“福”文化，足不出户就能享受文化熏陶，感受文学的魅力。本期带来“福文化”主题诗文，供大家品读。
八闽之福（组诗）
郑智得
◎八闽之福
从福州写起
横的河脉，竖的福山
看元宵点燃福灯，诸多美好与期待
就随着灯光洒落人间
我五步一回头，阔别榕树，和你的身影
我愿与你
在一张纸上相遇
海风缓缓吹过，夕阳包裹着黄昏
如人走过，路串着街
坊连着巷
我们一生就这样弯弯曲曲走着
也是福道
我愿与你，虚度时光
从福州到福清，再到福安，福鼎
我们看到海清河晏，国泰闽安
写下永福
我愿与你在田字格里耕耘
从武夷山，采撷绿色之福
从木兰溪，收获金色之福
从泉州港，启航蓝色之福
从古窑址，窑烧红色之福……
最后，回到八闽的版图里
用芦苇的触角笔走龙蛇
体内哈出一口真气
任高铁的齿轮转动，飞驰
成福
◎有一座桥，叫长寿
五节木板，衔接起来
就是一座桥。接受阳光洗礼
和月亮的抚慰
是的，每一座桥都有一段历史
在风吹雨打中考验人性
仿佛时光停滞，只为链接
上涌与葛坑必经之路
汴水虹桥，嫁接茶溪之上
一段尘封的廊桥遗梦就此开启
与两端石板，命运相连
一根根木头，支撑起桥屋脊梁
梁上贴的福字张开双翅
瓦上有雨在轻轻弹
我们站在戴着山茶头冠的长寿桥上
默读其间，福寿绵长
◎福器，窑火的升腾或写意
经先人点化成型的泥土
想起何朝宗雕塑的钤葫芦印
想起篆刻和手拉成型的百福杯
想起福生万物
它们最初是土，是素坯
来到月记窑前
一个个躺进坯匣
在窑火的舔舐与煅烧中
念及古今
不说添柴，加火
也不说爱进入骨子如何热烈
我只想拿起铁钎，撬动窑火
像升腾某种意念
仿佛一生都在练就火眼
福文化对联
赖泽清
德化甘霖，无声濡万物；
福如沧海，有信渡群生。
福满闽中，窑火千家旺；
瓷香海外，财源万里来。
福文化对联
赖家福
福有所依，民心迎晓日；
德欣咸化，国步展雄风。
瓷都德化，福星开景运；
艺苑风和，舜日洽文明。
景运宏开，凤凰鸣晓日。
福星远照，骐骥步春风。
福文化说
林 焱
福文化既是得到普泛认知感受、易于履蹈操持的大众文化，又具有悠远的历史发展过程和深刻、精邃的思想内含。从人文学术、思想效能和社会发展等多层面地对福文化进行深入探讨，是弘扬中华文化、提升国民精神修养的一个重要课题。
“福”这个汉字的起始可追溯到3500年前的殷商时期，甲骨文呈现中华文明最早的形态。《殷墟甲骨学》一书中罗列了不同样式的“福”字。
另有《甲骨文字诂林》等工具书也汇编了诸多样式的“福”字。据称甲骨文中总共有200多个“福”字。其样式虽不同，构成形态基本都是两只手捧着酒罐子举起以祀奉的样子。
“福”的象形文字一开始就有两层意思：器皿符号表示生活物资的拥有，两只手的符号是呈现珍惜、尊崇的行为和心理――中国福文化最基础的意义已经初步构成。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三千多年前的“福”字就是一项明证。除把日常生活的物质元素和精神层面的观念意识二者结合之外，还非常难得通过多样的字体表现出中华大家庭的浩大、丰赡，表现出形式无限的多样性；又在多样性中包含着默契、融合和趋同。
商周―战国时期，金文―钟鼎文延续了甲骨文的表现形态。青铜金属介质的特点，使字体可以表现得更精致、更富有图案化的美感。篇幅巨大的《金文大字典》（戴家祥主编）和《精编金文大字典》（忠周主编）都荟蕞了大量“福”字，其中包括一些充分图案艺术化的“福”字。汉字的呈现表达方式有了多样化的进一步提升，也进一步推进了文字本义与图案式视觉形态的结合。
甲骨文与金文的字体字形有很多是一致的。所以，文字研究与资料性辞书的编撰或把二者合成一体，就有了《甲骨金文字典》（文述鑫等编）。
汉字的形态因记载介质不同而丰富多样，早期还有一些较少为大众所了解的文字形态――镌刻在石头上的汉字，称为“石鼓文”；镌刻在陶器和砖头、瓦片上的汉字，称为“砖瓦陶文”。《中国砖瓦陶文大字典》（陈建贡编）、《石鼓文解读》（王美盛著）等提供了“福”字在陶石砖瓦等介质和形状上的表现。福文化早期的观念也渗透在这些器物上，福文化的多样性表现得更加突出。介质和物体有如生活的环境，无论环境怎样改变，“福”字总会寻求到最适合的形态、最优美的形态。甚至介质和物体不适合汉字方正的形态时，“福”字也能有出乎意料的充分美化的表现样式。
当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大多数初民种群都还全然处在求食求宿的生存竞争中时，殷商朝代就有200多种“福”字，继而从甲骨文、金文到石鼓文、砖瓦陶文的不断推进，扎扎实实迈出了中华文化的健步。骨子里丰富多样、相拼相比的个性，和同样俨存在骨子里的相依相和、相归相一的共性都这样标秉彰显出来。“福”一开始就成为一种充裕的生活条件和一种敬恪、遵养的生活观念、生活态势的结合。
因介质载体的变化多样，汉字有了极多的形态。也正是这个时期，中华思想文化出现极大地丰富跃升，迎来了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高潮。文字书写的多样性与思想观念的多样性形成高度的契合。还可以从人体神经机能和精神意识飞升相互关系的角度研究这一轮中华文化颠峰的形成，这是个非常深刻、非常前沿的课题。
在这个思想文化的潮涌中，以儒家、道家、墨家与法家为主要代表的思想铸就了中华哲学、思想文化的坚实基础。在极为丰厚、博大的学术思想中，也包含着关于福文化的重要的观念。
孔子有句名言：“夫贤者，百福之宗也，神明之主也，惜乎不齐之以所治者，小也。”（《孔子家语·辩政第十四》）儒家思想主张礼治、主张“为政以德”。所谓贤者，就是具有德与才。德才兼备，是“百福之宗”。
儒家经典《尚书·洪范》中有“五福”之说，“五福”是指“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儒家的“五福”思想最重要之处也就是主张“德福一致”，把道德观与幸福观结合在一起。《国语》中同样说到：“夫德，福之基也。无德而福降，尤无基而后墉也，其坏也无日矣。”
孔子自己一生践行“德”为“百福之宗”的思想。甚至生途遭遇颠沛流离之时也毫不改变初衷。“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这种观念成为儒家的共同遵行的一条基本规范。孟子的一句名言成为历来诸多贤士英豪们共同誓词：“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儒家的福文化观念，从史至今就是中国最受广泛推崇的社会生活纲领性思想。
道家思想在幸福观方面跟儒家有相似之处，提倡物质生活欲望的约束与克制，即老子所谓“见素抱朴、少私寡欲”。儒家的思想建立在“入世”即积极的社会行为之上，道家则提倡“出世”，疏离社会行为、追求个人精神境界的超越，即如葛洪进一步推论：“求长生，修至道，诀在于志，不在于富贵也。”《抱朴子内篇·道意》中这样说：“人能淡默恬愉，不染不移，养其心以无欲，颐其神以粹素，扫涤诱慕，收之以正，除难求之思，遣害真之累，薄喜怒之邪，灭爱恶之端，则不请福而福来，不禳祸而祸去矣。何者，命在其中，不系于外，道存乎此，无俟于彼也。”
“不请福而福来”，这种对“福”的理解，与儒家的“五福”思想对比有很大的区别。道教提倡通过修道而获得幸福，集中在精神超拔、德行至善的融合。这种幸福观专注于生命过程中超越式的精神状态。“福”是生命过程中感受到精神理想的实现，从而获得的思想意识中的满足感。摒弃物质欲望方面的感官享受，不追求功名利禄等社会价值的实现，“心受制于奢玩，情浊乱于波荡，于是有倾越之灾，有不振之祸。”（《抱朴子·道意》）
物质享有与精神享有是两种不同的“福”，于是道家就有了二者之间关系的辩证的理解。二者之间失与得的辩证关系可以用《老子》一句名言来表达:“福兮祸之所伏，祸兮福之所倚。”清心寡欲、追求与自然之道相契的精神境界，道家的幸福观也是一种崇高的思想境界的追求。
春秋战国时期儒、道、墨、法等诸子百家奠定了中华文化的思想高度，在福文化领域也有非常博大的思想建树。这标志了史上福文化的思想深度，也掀起了福文化在各个领域发展的潮头。
秦统一中国，也统一的文字和度量衡。秦朝的小篆体是汉字的一次大整合，也是汉字书法艺术的起点。人类信息传达与交流的第一载体――语言，在汉语、汉字的场域中，有着毋庸置疑的最丰富、最生动的表达功能。全世界文字书写中独一无二的书法体系，承继着殷商汉字发祥时期的丰瞻多样的特点，一直是福文化表现的重要的、首要的形式。
每户人家住宅厅堂的正中太师壁上挂着一张大大的福字，这是最常见的家居布置。书房或卧室里中堂挂轴也不少写个大福字的。正厅多半端正的楷书，中堂也有篆体或行书的福字。新房子盖好，上横梁时梁的下方悬挂福字吊牌也是通行的祈福形式。到了迎新春过大年之时，更是每家每户都要贴对联，也都要贴福字。贴福字曾被称为“贴春牌”――此典出自宋朝吴自牧《梦梁录》；“正月朔日，谓之元旦，俗呼为新年”“士庶家不论大小，俱洒扫门间、去尘秽，净庭户……贴春牌，祭祀祖宗。”一些较阔大的家院在进大门的屏风上、出大门的照壁上也有福字，这两处福字的面积大，不适用笔纸书写，是油漆涂绘或砖雕石刻的，如乔家大院照壁上的福字。
历史上一些程式性的文化行为，往往都有生动的“典故”――叙事作为注释。贴福字的缘起也有多种故事，一种说是起于春秋时期的“封神榜”。姜子牙辅佐周文王伐纣胜利后，在岐山封神台上册封立功将帅为各种神。原先是轩辕黄帝属下的总兵柏鉴封为“清福神”。姜子牙的妻子也要求封为神。姜子牙说：我娶你为妻，穷了一辈子，那你就当“穷神”吧。他妻子问：“那我管辖哪个地方？”姜子牙说：“穷神跟福不能在一起，凡是有福的地方你都不能去。”这事百姓都知道了，所以过年时大家都在门上贴福字，穷神就不会进来了。
这则故事历来流传很广，民间也就有了过大年时挨家挨户贴福字的风俗。故事明显地带有喜剧性的色彩，轻松有趣。这也是我国传统文化包括福文化的一种格调。没有巨大的恐惧与灾难元素，没有惊吓与震慑的心理动机，带有平和的、温婉的情调，述说一段生动的故事。听者不用追索故事的权威性，更不用追问姜子牙这样做对不对，姜妻这样接受冤不冤，贴了福字是否真的就能驱避“穷神”，大家觉得就这么回事，很顺和地相信了，形成风俗习惯，而且代代相传。
历史上由《封神榜》以及各种各样由头推演出大量福文化的民间话语。由古代天文学紫微星座中的天官星演化出“天官赐福”的天官，当然是个福之神。而福禄寿三星中的福星，又是从木星演进来的。木星也叫“岁星”，进而被称为“福星”“福神”。这两个天官在年画、雕像等作品的造型经常是一样的，所以民间似乎没有人去追问天官福星是从哪个星演化来的，或者这两个福神是不是同一位神明。
由福星、福神而引发出了各种祈福礼俗活动。历代历朝都常有祈福仪礼。皇帝率领文武百官沐浴斋戒，在五色土坛上祝岁祈年以求江山永福。平民百姓也纷纷在年岁节日到社庙或在自家的祭台前给福神焚香进供、祈求天年平安、合家幸福。祈福日期、典仪程序各式各样，包括很多少数民族也都有祈福的民俗活动。这在社会学、民俗学中是很丰盈的一个篇章。充溢着福文化意识的节庆、礼仪、以及衣食住行的各种规范，使福文化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层面中。春节过大年总是福文化深入家家户户的时节，各地都形成自具特色的祝福仪程。洗刷清扫、备足供品祭礼，向祖先和诸神祭拜祈福。浙江绍兴的人年终祝福大典、温州“拦街福”民俗活动，都是很有特色的过年习俗。尤其因鲁迅先生的小说《祝福》传播非常广，还是学生必读的课文，鲁镇“致敬尽礼，迎接福神，拜求来年一年中的好运气”的“祝福”仪礼，包括因“祝福”礼节而形成的生活氛围、各等民众的心理反应，都为人们所熟知。
“福”这个字走出文字学的界域，成为影响面广阔无际的一种视觉符号。除住宅居所外，很多户外空间和风景名胜地界，也都崇显着巨大的福字，并衍生出各种节庆式的福文化活动。湖南常德桃花源自古有“福天洞地”之美誉，景区桃花观前厅的“福寿碑”的福字吸引过很多游客。桃花源每年举办福文化节“五福临门”系列活动，有“巨龙降福”“仙境迎福”“盛世唱福”等环节，展示桃花源的传统文化和民间艺术和民俗文化。乐山大佛涪翁碑廊名人书法作品中有一方草书体福字石碑前也总有诸多游客驻足观赏。“泰山王母赐福”书法石刻也称“瑶池赐福”、“姻缘之福”。泰山风景区红门广场的单字福书法石刻，被誉为泰山第一福。成都北郊新都宝光寺山门前照壁墙上一米多见方的石刻福字，也是吸引很多游客的景点。
知名度最高的当数北京前海西街恭王府的万福园，园区内有1000个各种各样的“福”字雕刻遂得“万福”之名。其中最受关注的当属康熙题写的福字碑。
恭王府属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清代时期规模最大的王府院落，曾经是和珅的府第。和坤是乾隆宠臣，其品性骄劣、专横跋扈。乾隆去世后，终因大肆贪污恶劣行径，遭抄家伏法。后来府宅改为恭王府。和珅有一块巨大的康熙福字碑，宣称是“天下第一福字”。和珅府邸被抄没时，福字碑被埋藏在假山中，过了近百年，清朝被推翻后，石碑重新被发现。
遍布各地、历朝历代的福字，承载着我国博大的历史文化元素。就如恭王府的福字碑，它记载了清朝的起落兴衰，记载了帝王用心得失，记载恶人终得恶报的道德规律。这些史实以故事的形式广为传播，极大地丰富了福文化的内含和意义。
“福”这个字的书写，在历代书法家的充满艺术个性的发挥下，楷、行、草、隶、篆等各显其美，民间汇集成的“百福”书法大全，也带来了足足的福气。
“福”字以书法、雕刻、衣饰等形式营造出覆盖范围极广的福文化的视觉符号，进而又以多种形式延伸拓展，形成福文化的符号体系。具象的福神图画和塑像雕像，具有很大的权威性的影响力。而分布范围更广的是“福”的象征图案。借谐音的动物蝙蝠构造成“福”的一个符号系列。在这个符号系列中，蝙蝠渐变成非常多样的图案，有的还加上钱币、寿桃、云彩等图案，便“福”含意越加丰富。这个符号系列，雕刻在房屋的窗门、柱础、墙壁、梁脊上，成为几乎无一不在的住宅院落的装饰。
另一个符号系列是福结，或也称为“中国结”。福结是用丝、棉、麻等纹路美观的线材，加上玉佩、挂坠等配件，编出优雅美观、用途多样的挂件。起先其图形近似于篆体“福”字，所以称福结，发展成出多种样式，有“福寿双全”“双喜”“凤麟呈祥”“万事如意”“吉庆有余”等。福结用途也很广，在服装、商品装饰、场地布置等等以及节庆活动场面的布置等都越来越经常用到。
地理环境、地域名称上福文化的体现，当然以福州为最。福州史上曾用过东冶、晋安、晋平、闽州、泉州、建安等多种名称，唐朝开元十三年（725），因州郡西北有福山的缘故始称“福州”。全国有多处以“福”字入地名的，贵州福泉市、云南福贡县、湖南长沙开福区、山东烟台福山区、南京则有福陵里、福真街、福兴街、福景路等等。而福州作为一个大城市命名并连带形成闽东一大片以“福”字冠名的地域――福清县、福安县、福鼎县、永福县（后改称“永泰县”）。现今福州市区带“福”字的街道、道路、村镇的地名就有60多处。
福州民众总以生活在“有福之州”为傲，自然环境、气候风水、生态物种、饮食特产、家业居室等等，处处有福、件件得福。用一句福州方言谚谣来概括就是“七溜八溜、不离福州”。
2021年3月24日，在福建考察调研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来到福州福山郊野公园福榕园，对正在这里休闲健身的福州市民说出了这“金句”―― “七溜八溜、不离福州”。历来用方言流传的这句话，迅速传遍全国大江南北。
习近平主席这次考察调研中，在福山郊野公园观景平台，听取城市生态公园规划建设、城市水系综合治理情况汇报，乘坐电瓶车实地了解郊野福道风貌，到福建福光股份有限公司察看并询问企业技术创新发展情况。习近平主席这次考察调研也是给福文化极为强大的推动力。
习近平主席曾经从十个方面深刻地阐述了幸福的意义：生活的幸福、人民的幸福、团结的幸福、和平的幸福、平安的幸福、健康的幸福、昨天的幸福、精神的幸福、劳动的幸福、共享的幸福。这是最全面、最深刻地总结了福文化涵盖的领域。习近平主席把福文化的内涵与意义作了高度的概括总结，用最响亮的语言指出福文化在新的历史时期的现实意义：老百姓的幸福就是共产党的事业，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这在最高的思想层面上给我们指明了福文化进一步发展的走向及其意义。
福州民谣满福气
福州全年常绿，花果飘香，城里到处是内河、护城河环绕，河里有鱼有虾，有蝌蚪有青蛙，还有泥鳅与蟟仔（蚬子），是一个适宜民居的省会城市，即便在全国也是名列前茅。1900年10月5日出生福州的著名女作家冰心（原名谢婉莹），在早年散文《从北京到福州》这样形容福州：
“福州本是个有山有水有温泉的城市，而且是四季绿叶不落，繁花不断。外宾来到，都惊奇地夸赞福州是一座花园。”
福州有个传统民谚：“金厝边银乡里。”说的是邻里乡亲的友好关系，比金子银子还珍贵。早年福州人多住大杂院，彼此和睦相处。即便在经济困难时期，家家孩子都“衔饭等配”——嘴里含着饭等一口菜吃（福州人把菜叫作“配”）。而大人知道“热饭损配”——热的饭损耗更多的菜。为了节省菜，就等饭凉了以后，再叫小孩上桌吃饭，可以少吃菜。因为饭太烫，小孩吃菜就多。害得个别嘴馋的孩子忍不住偷菜吃，结果招来“麻笋干炒肉”——母亲用竹枝敲打偷吃东西的小孩屁股。即便如此，邻里间仍然同舟共济，互通有无。孩子们依然过得快活，懂得唱福州民谣：
“阿蛴（知了）叫，荔枝红。客鹊（喜鹊）叫，掼火笼。”
福州夏天热得早，福州的蝉——知了开始鸣叫，一般在五月底六月初，正是福建荔枝成熟的时节。所以知了一叫，说明荔枝熟了，佳果上市。喜鹊则是北方候鸟，冬天要飞来南方过冬。因此喜鹊叫了，就是告诉福州人该用火笼取暖了。这也算聪明的祖先在劳动生活过程中发现、总结的一种自然规律。
福州既然是全年常绿、花果飘香的城市，所以福州人很早就会唱家喻户晓的民谣《十二月水果歌》：
“正月瓜子価（多）侬（人）龃（嗑），二月白蔗甜粞粞（极甜），
三月枇杷出好世（好时节），四月搓红（杨梅）摆满街。
五月绛桃（桃子）红又红，六月西瓜像圆笼，
七月荔枝挂满树，八月龙眼客遛（引诱）侬（人）。
九月柿囝（小柿子）圆又甜，十月橄榄值侬（人）钱，
十一月尾梨（荸荠）赶祭灶，十二月桔子中做年（过年）。”
又因为福州城里到处是内河、护城河环绕，更有丰饶的闽江母亲河贯穿城中，将福州一分为二，所以福州人还会唱最古老的民谣《月光光》：
“月光光，照池塘，骑竹马，过洪塘。
洪塘水深不得渡，娘子撑船来接郎。
问郎长，问郎短。问郎此去何时返？”
这首《月光光》作为福州地区流传最早的一首民谣，是源自1300年前唐代流传下来的民谣，作者是唐代福建观察使常兖。据《福建编年史》记载，《月光光》为常衮完成于唐建中元年（780）。常衮（字夷甫），今西安人，是唐代著名的状元宰相。他于唐玄宗李隆基的天宝十四年（755）状元及第，由于为人正直，有政声，官至宰相。唐德宗李适即位后，正直的常衮几度遭贬，直至贬为偏僻的福建观察使任上，常衮依然忠于职守，重视教育。可以说，福建真正的文教是从常衮开始的。由于当时福州是经济落后地区，福州人大多是文盲，所以常衮多用通俗易懂的民谣教导福州民众识字，创作有200首以上民谣，其中代表作是《月光光》。常衮把这首民谣作为启蒙识字班的教材加以传诵，也是他流传至今，仅剩一首的民谣精品《月光光》。
自古从福州到洪塘，要经过洪塘古渡。福州人从西门出城，经西门半街、接官亭、打铁桥、凤凰池、祭酒岭、张经墓，再过渡到洪塘。唐代以前洪山桥尚未建成，浩浩闽江阻隔了两岸的交通。当地百姓要过闽江，必须从洪山东岸渡口乘竹排，过渡到洪山西岸的郭厝里（今闽江大道观邸花园附近）上岸，然后从郭厝里经同逸亭到洪塘。从《月光光》歌谣里可知——
由于历史上福州交通落后，洪塘人用竹排代替轮渡，以竹代马，故称“骑竹马”。
由于古时没有电灯照明，不少行人趁着月光赶路，故称“月光光”。
一直到了宋代，洪山桥才以浮桥形式出现。到了明代，才有了石砌洪山桥。到了1985年，才有了崭新另建的钢筋混凝土洪山桥。
由于从福州西门至洪山桥不足5公里路程，途中却有13口池塘，故称：“月光光，照池塘。”即便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福州满城仍是池塘遍布，内河纵横，乃福州市容一大景观。
闽江的支流乌龙江流经洪塘时，江面特别开阔。江面开阔的乌龙江把洪塘和闽侯县上街镇一带一百多个村庄分割开来，于是洪塘成为上街镇各乡村通往省城的必经之路和购物集市。这是洪塘由于闽江支流——乌龙江流经形成特殊的地理位置，成为福州西郊商业重镇的重要原因。也因此，洪塘一带文化发达、人才济济。据《闽江金山志》记载：
“洪塘前朝人物之盛为吾闽之冠而最彪炳者。”
志中详细收入洪塘57名先贤的姓名及其官职：明万历年间状元翁正春；明嘉靖年间官居七省经略、兵部尚书张经；明天启年间官居礼部尚书曹学佺；还有林玭、朱家相、周亮、翁煌、林塘等16个进士都是洪塘人。
今天，人们从福州市区沿杨桥西路一路向西，经过洪山桥后向左步行不过一百多米，就来到了洪塘著名的状元街。这条长达千余米的状元街，因明代洪塘出了个状元翁正春而得名，至今街上古意犹存。更重要的，洪塘乃是闽剧的发源地。明末天启皇帝朱由校的礼部尚书曹学佺，晚年在老家洪塘的石仓园创建闽剧的前身——儒林班，收徒教戏，阵容强大。曹学佺手下的演员曾在福州乌山、于山、南较场、金山寺古渡口等地演戏，故而四百多年来曹学佺毋庸置疑地被福建人尊为闽剧的始祖。至今在洪塘还有一个曹学佺闽剧社，牌子就挂在洪塘居委会的老人馆。而洪塘村座座摩天高楼耸立的洪塘新城，有于2019年12月25日开馆的曹学佺闽剧展示馆，馆前就立着曹学佺的全身塑像。
由于常衮《月光光》的内容写得明白易懂，通俗感人，所以传唱一千多年历久不衰。先是洪塘周围各村的村民，唱起《月光光》来琅琅上口。后来传播到福州各地，男女老少个个耳熟能详。常兖写通俗易读、富含趣味的众多民谣的目的，是为了提高福州人的文化水平，他的目的达到了——教化之功功不可没。后来流行起来的，还有一首福州著名的民谣《月光光，照门户》，这样唱到：
“月光光，照门户，月姐做新妇。
做哪里？做下渡。下渡虾鲜笃（蘸）鱼奇（鱼）露。
鱼奇露腥腥（音搓）， 一碗猛（发）糕。
猛糕软冻，一碗草冻。草冻淡淡，一碗蟟仔（蚬子）。
蟟仔罅（开）嘴，月姐富贵。”
除了最后一句原为“新人放屁”比较粗俗，后修改为“月姐富贵”更妥帖外，其内容非常生动活泼。不过，《月光光，照门户》的另外一个版本，我觉得更加生动活泼，而且总结出更多的福州传统小吃：
“月光光，照门户，月姐月妹做新妇。
做哪里？做下渡。下渡虾鲜笃（蘸）鱼奇（鱼）露。
鱼奇露腥腥，一碗肉糕；肉糕软冻，一碗草冻；
草冻有枳，一碗莲子；莲子有壳，一碗菱角；
菱角尖尖，一碗八仙；八仙过海，一碗螃蟹；
螃蟹咸咸，一碗李咸；李咸酸酸，一碗菜汤；
菜汤淡淡，一碗蟟仔；蟟仔罅嘴，月姐富贵。”
这首歌谣，唱出了很多种福州人家嗜好的传统小吃。最后提到的“蟟仔”，就是蚬子，主要产自闽江，属于南方淡水贝类，是福州人家一年四季的家常菜，但以在冬季吃蚬子为好。所谓：
“打赤膊吃蛤，穿棉袄吃蟟仔。”
这是一条福州民间谚语，说的是闽江里冬季的蚬子（蟟仔）最为肥美可口。从《福建省志•水产志》的记载，可知福州闽江自古盛产蚬子：
“根据福州市水产局统计，1950—1962年，闽江下游河蚬最高年产可达20万担(1万吨)。九龙江河蚬最高年产达2万担(1000吨)。又据陈传恭《祥谦蚬草场简史》介绍，闽侯县祥谦乡上至文山洲，下至乌龙江口，约30多华里的闽江口河段，由于泥沙淤积，自民国19年（1930）前，就开始投石插竿（插小竹）建蚬埕养河蚬。1950年蚬埕面积约2000亩，年产蚬仔500吨。到1984年该乡蚬埕扩大到6000多亩，年产蚬仔1100吨。”
于是就有了另外一条福州民间谚语产生：
“光脚走天涯，蟟仔也上桌。”
意思说的是福州人勤劳肯干，也能闯天下，就像蚬子一样，虽然是最为普通的福州小菜，照样也能端上桌算一道正式菜肴。由于有了蚬子，有了塘鲺，有了闽江特产白刀鱼，福州人：
可以“下颔行操”——下巴做操，大快朵颐。
可以“好乇沉底”——好东西沉在底下。
可以“大鼎饭，细鼎菜”——大锅饭好吃，小锅菜好吃。
可以“卜食鱼汤刺细腻”——喝鱼汤要小心鱼刺。
“可以酒囝啜啜，鞋囝踏踏”——小酒喝喝，鞋子踏踏。
可以享受春鳗冬带——春天的鳗鱼冬天的带鱼。说的是春夏之交的鳗鱼是最肥美的，而冬天里，我国的带鱼正从北方洄游南方，正是捕捞的好时节。所以邻里会说：
“最近依姐都没来上班，在厝里生囝豢囝（生孩子带孩子），正好有春鳗食（吃）。”
总之，福州民谣很好反映了福州的历史，反映了福州的风俗民情，表达了福州人的文化需求和美好愿望，是福州人理想化的一种生活。正所谓：“亲帮亲，邻帮邻，远亲不如近邻。”应验了开头的福州民谚：“金厝边银乡里。”二者有异曲同工之妙。
寻福记
月光光，照池塘。
骑竹马，过洪塘。
洪塘水深不得渡，娘子撑船来接郎。
问郎长，问郎短，问郎再去何时返？
一曲民谣，唱了千年，唱到如今，一直荡漾在福州的洪塘这片水域。
《福建编年》将歌谣的作者归到常衮的名下，创作时间定位于唐代建中元年(780)。彼时，常衮正担任福建观察使，福建还没有与中原文化对接。常衮来到文化荒漠的福建，建学校，办教育，兴礼乐，贵为福建最高军政长官的他亲自登堂授课。常衮对于福建文化的贡献，就像文翁对于四川一样。宋代的福建诗人陈普有一句诗——“礼乐斯民开治教，闽中常衮蜀文翁”，正是将福建的常衮和四川的文翁并举。福建人知道感恩，一直念念不忘常衮对福建文化的启蒙开创功劳，谈论文化时，总会心存感激地记上一笔：“自常衮兴学校而闽人始知文学之重。”
常衮唱出福州地区最早民谣“月光光”的55年前，正是开元十三年（725)，唐王朝的官员发现天下的郡县名称有些混杂，或者读音相同，或者字形相近，很不利于记录与交流，于是，唐王朝启动一次小规模的更名事件。那年二月，豳州改为邠州，鄚州改为莫州，因为“豳”与“幽”、“鄚”与“鄭”（郑）长得很像，字形相近；梁州改为褒州，沅州改为巫州，因为梁州与凉州、沅州与原州的读音相同，容易误解。同一批次更名的还有——闽州改为福州。
开元十三年（725)的更名事件，意味深长。意味着“福州”第一次在历史典籍中登场；意味着“福州”终于在丰州、泉州、闽州的不断更名中正式确定下来。没错，福州居然曾经被称为丰州、泉州，只是此“泉州”非彼“泉州”，与如今的闽南泉州是两个概念。
开元十三年（725)的更名事件，也留下了一桩谜案。
闽州为什么要改名？是因为与其他州的字形相近，或者读音相同？查不到记录，不得而知。当时天下州郡，似乎只有“阆州”的字形与“闽州”有点像，特别是写行草书的时候。
闽州为什么改名改为福州？《元和郡县志》扔下一句孤伶伶的话：“因州西北福山为名。”中国的郡县地名，以山以水命名的很多。苏州，因为姑苏山而得名。赣州，因为“章水”“贡水”而得名。还有，江阴因为长江，洛阳因为洛水，华阴因为华山，衡阳因为衡山而得名等等，不一而足。福州之所以曾经叫过泉州，正因为福州有泉山；而更名福州，正因为有福山。但是，号称“三山”的福州，特指乌山、于山、屏山，并没有福山。福山在哪？《元和郡县志》“因州西北福山为名”的8个字，仅仅指了个方向——“西北”。福山仿佛蓬莱、方丈、瀛洲三座仙山一样，仙踪难觅。所幸，从浩如烟海的史料中又索引出一条《寰宇记》的记录：“福山，在州西水路十八里。”
寻找福山，终于湊齐三条线索：其一，在府城的西偏北位置；其二，距离州府十八里；其三，和水运有关，是水路所在。
至此，我们不妨把福州的所有的有“福”之山罗列出来，按图索骥，也许可以寻见“福山”的端倪。
董峰山。《福州府志》提到，“福山，今名董峰山，属长乐县”。董峰山就是董奉山，以长乐籍名医董奉命名。“董奉杏成林，陶潜菊盈把”，董奉的杏树与陶渊明的菊花并称。“杏林春暖”被指为医师的医术高明，而“杏林”典故的主人公正是董奉。但董奉山方位不对，距离太远。
保福山。《福建通志》载：“梅亭山，在一都，纡回为佛国山，为火烽山，为保福山……”至今仍然有保福村。但保福山距离太近。
永福山。《八闽通志》说：“莲花山在桃枝岭上，一名永福山。形圆而尖，若菡萏然，实郡之主山也。”因为是主山，又是福州北面最高峰，让人眼睛一亮，怦然心动。但仍然是位置不对，莲花山在府城的正北偏东。
于是，我们回到常衮的“月光光，照池塘。骑竹马，过洪塘”，把眼光落到号称“一水九山”的洪塘，将眼光扫向烟波浩渺的江边那片连绵群山，看看能否从最遥远的“娘子撑船来接郎”的歌谣之中，从“娘子”的纯情背影之后，寻找到一个圆满的轮廓，并借此找到最温暖的“福山”。
“一水九山”的洪塘。一水是闽江；九山是东岐山、洪山、马鞍山、凤尾山、福顶山、亥山、盐屿山、云程山、金山。先贤曾经称赞洪塘的山川形胜：“洪塘濒水，九山突起，气势妖娇，有如群龙出海，诚关西巨镇，水上名区也。”
是的，我们回到常衮“骑竹马，过洪塘”的文化原点，从遥远古音中看到了一座有“福”之山——福顶山。
在水运发达的时代，洪塘是福州绕不过的一个结。
以洪塘命名的洪山桥“在闽城西十里许，截江飞虹梁，蜿蜒百仞，其雄丽坚好，甲于一郡……居人贸易其上，建亭翼然相属，过者不知其为梁也”。“商舶北自江至者，南自海至者。咸聚于斯，盖数千家云”。“洪塘至福州二十五里……宜就此籴米、买柴、菜、油、盐、酱、醋。自此至浦城”。“上府粟聚于洪塘”。崇祯二年(1629)浙江巡抚张延登奏称:“闽船……一日杉木船，福建延、汀、邵、建四府出产杉木，其地木商，将木沿溪放至洪塘、南台(今皆属福州市)、宁波等处发卖，外载杉木，内装丝绵，驾海出洋。”
福建有八府之说，即八个行政区域。其中建宁府、汀州、南剑州（延平府）、邵武军称为“上府”；福州、泉州、漳州、兴化军称为“下府”。上府有着连绵的群山，下府有着广袤的海洋。
因为水运，洪塘成为山海相连的一个重要枢纽，水陆相通的一个重要节点，福建上府的船只进入福州最早登陆的码头，内陆商品驾海出洋的最初启程的口岸。从“月光光”开始，到宋代以洪塘为中心设立怀安县，到明清之际的繁华——洪塘不仅仅是福州的洪塘，而是以山为后盾，以海为前沿的商贸中心，人流辐辏，商贾云集，百货汇流。有着“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般的旖旎明艳。
“一水九山”的洪塘的那座福顶山，与水路有关，在福州的西面略偏北，与州治的距离十八里。在证据未有明确之前，我们从一首民谣启动我们的推理程序，三条线索共同指向：洪塘的福顶山，是为福山。
福州下辖的三个县——闽县、侯官、怀安，许多寺院也以“福”命名：嘉福院、安福院、保福寺、千福院、荐福光严藏院、九仙资福尼院。
福州之名，源于福山；福建之名，源于靠海的福州和内陆的建州，各取一字而成。福建与福州，都妥妥地接纳了一个“福”字。
福来福建，福建的先民一定有着五福来臻、万福来求的渴盼。千年来，我们一直一直写下的“福”字，不断不断地用于地名的“福”字，到底隐含着多少宏富的奥义？
甲骨文中，“福”是两只“手”虔诚地捧着酒坛“酉”敬神“示”的形象，造字者把“福”字造成由“手”“酉”“示”组合而成“以酒敬神”的会意字。从小篆、金文时代开始，“福“的字形保持着特有的稳定，当我们醮墨写“福”的时候，与秦汉的瓦当上的“福”字已无太大区别。
梦回大唐，穿越一段时空，溯源千年，寻“福”。
郭子仪，唐朝中兴名将。郭子仪行军到银州的那夜，天空中突然弥漫着赤色的光芒。郭子仪抬起头，光芒中缓缓驶来一辆香车，锦绣帷帐覆盖的车中坐着一位美女。美女俯视着郭子仪。郭子仪见了，恭敬地行礼并祈祷说：“今天正是七月初七，一定是织女降临，祈愿赐予长寿富贵！”美女笑着说了句“大富贵，亦寿考”。而后，冉冉升天而去。
沙场归来，放马南山，郭子仪太平富贵，官至汾阳王，位极人臣，尽享荣华，“年九十余薨”，他的完美人生被归结为四个字——“富贵寿考”。
“富贵”好理解，那“寿考”呢？寿考，就是高寿，“寿考”一词见于《诗经·大雅·棫才》：“周王寿考，遐不作人。”朱子注释说：“文王九十七乃终，故言寿考。”周文王活到了97岁的高龄，所以称寿考。郭子仪是把“富贵寿考”都享受齐全的典范，连堂堂正史《旧唐书》也盛赞郭子仪：“富贵寿考，繁衍安泰，衰荣始终，人道之盛，此无缺焉。”
郭子仪的“富贵寿考”进入中国画的范畴，不断地被重现；甚至“富贵寿考”四字也会被制作成祝福吉祥的铜钱，称吉语钱，是“花钱”的一种。这类天圆地方的铜钱不是流通货币，是具有祝福、镇库、厌胜、戏作、配饰等功能的玩赏钱币。每年过年的压岁钱，其实也是花钱。压岁，就是“压祟”。
“富贵寿考”包含了人们对生活的三大期望：财物足，地位高，寿命长。
《韩非子·解老》对“福”字解释说“全寿富贵之谓‘福’”。一个“福”字就把“富贵寿考”说全了，就把老百姓内心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具体化了。当大门贴上“福”字时，我们就赓续了千年文脉，表达了千年不变的“富贵寿考”的朴素而伟大的愿望。
仅仅贴个“福“字还不足以体现中国百姓的热情，一定要把“福”做成整套的仪式，直到上元节的狂欢过后，年的结束，才算祈福的系统完整。
宋代吴自牧《梦粱录》记载，“岁且在迩，席铺百货，画门神桃符，迎春牌儿……”“士庶不论大小，俱洒扫门闾，去尘秽，净庭户，换门神，挂钟馗，钉桃符，贴春牌，祭祀祖宗”。快过年了，大家打扫门庭，换上崭新的门神图像，挂起驱祟捉鬼的钟馗，钉上桃符，祭祀祖宗。还有一件事是“迎春牌儿”或者说“贴春牌”。“春牌”就是写在红纸上的“福”字。
从迎春牌开始，上至宫廷，下至乡野，祈福活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陕北、四川一带的一曲民谣启动了接福活动，“正月初一起五更，迎喜接福敬三星”。接着，祝福、摸福、猜福、刻福、找福、抢福、敲钟撞福……兜兜转转地祈福活动此起彼伏地延展了半个月，到元宵节，祈福活动进入了尾声。
同样出自《梦粱录》的记载：“正月十五日元夕节，乃上元天官赐福之辰。”
元宵节还有一个别名叫“上元节”。至今，仍有叫元宵节为“过上元”的，民谚仍唱着“云遮中秋月，雨淋上元灯”。道教有上元节、中元节、下元节，对应的是天官、地官、水官（并称“三官大帝“）的生日，分别是农历的正月十五、七月十五、十月十五。“天官赐福，地官赦罪，水官解厄”，因此，从除夕贴福、祈福开始，到上元节的“灯火阑珊”那个夜晚，新年的仪式结束了，每位百姓也都如愿地得到“天官赐福”，他们心满意足地祈到了“福”，安然入梦。新春开始，他们将带着福气，勇往直前，开始春天的努力！
天官全称是“上元一品九炁赐福天官元阳大帝紫微帝君”。上元节毕竟只是一天时间，天官赐福的时间太短，老百姓希望天官天天赐福，长长久久，福运长存。于是，福建的许多地方，百姓建房上梁时，就会写上“天官赐福紫微銮驾”，或直接写出“紫微銮驾”。每天每天，都能够看到紫微帝君銮驾前来赐福。这种祈福的民俗甚至漂洋过海。琉球的汉诗人蔡文溥在乾隆元年（1736）以《朱子家礼》为榜样，制定了题为《四本堂家礼》的家规，要求自己的子孙后代永守家规，其中有一条规定是：在梁木上要书写“紫微銮驾”四个字。岁月静好，太平富贵，又何尝不是天下苍生的共同祈盼？
雍正四年，福建巡抚毛文铨接到一个“福”字，从遥远的北京送来的，雍正帝的御书。虽然除夕前一两天，雍正帝就颁赐“福”字，但从京城到福州，路途远阻，“福”字在暮春时节才抵达福州，毛文铨“接福”那天已是三月初十。
《福建通志》仍然保留着雍正帝的一份圣谕——《谕赐福字》。
清朝春节的假期很长。钦天监从腊月十九、二十、二十一的三天选一天“封印”；从正月十九、二十、二十一的三天中选一天“开印”。具体是哪一个吉日，由钦天监确定。钦天监确定后，奏明皇帝颁示全国遵行。“封印”意味着所有的衙门一律封存官府的大印，停止办公，正式放假；等“开印”那天才开始上班。
封印后，勤政的雍正有了闲暇的时间，新年在即，于是，手书福字，颁赐王公和内外大臣。每一位收到“福”字的大臣都“谢主隆恩”！毛文铨自然也不例外。但身为九五之尊的雍正是个明白人，他说：“不要谢我，我怎么可以赐福给大家呢？”
雍正帝在《谕赐福字》中阐述了两条“求福”的观点：其一、“自求多福”，幸福是通过自身的努力获得的。“自求多福”出自《诗经·大雅·文王》——“无念尔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其二、君王无法赐福，福气来自百姓。百姓有福气，君臣才有福气。雍正说，“朕的福气有赖有各位大臣的福气；各位大臣的福气有赖于天下苍生的福气啊！我希望与各位大臣共勉修福之道”。
雍正的观点赓续了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尚书》曰：惠迪吉，从逆凶。《易经》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人的祸福都是自己的善恶所至。行善得福，作恶得祸。求福避祸要有善心、善行。广种福田，才能多获福报。
对于个体是这样的，但对于从政者，他们的善心善行就不仅仅是自己的善心善行了，而是会福及子民。因此，从政者的善心善行就是造福人民，让人民真正地获得幸福。《尚书》说“敛时五福，用敷锡厥庶民”。五福就是寿、富、康宁、修好德、考终命。也即富贵、长寿、健康、积德行善、寿终正寝。春联中“五福临门”的“五福”正是出自《尚书》。
五福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民众理想生活状态。《尚书》告诉为政者，要将“五福”“敷锡”（普遍施予）人民，避免民众过上贫病夭亡的生活。至此，我们终于明白，每一位百姓都希望富贵寿考，而祈求富贵寿考的人，应该有“修好德”的积德行善之心；为政者，要把人民的福祉摆在首位。习总书记说：“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宁德下辖的一个县叫“福安”，以御批“敷锡五福，以安一县”而得名。“敷锡五福”，又何止“以安一县”？可以安一省，一国，可以安天下！
福佑千年，江山人民；人民江山，千年福佑。
我们听着“月光光，照池塘”的歌谣，一路寻踪，当目光锁定福州西北的那座福山的同时，也破译了千年的“福”的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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