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庵的来历，得从摩尼教在中国的传播说起。”据吴金鹏介绍，摩尼教约公元6—7世纪通过“陆上丝绸之路”传入中国新疆，后由新疆传入唐朝长安。公元9世纪，唐武宗废佛运动，摩尼教也受严禁和打击，法师逃避民间秘密传教，其教义与佛教、道教相融合，改称“明教”。

  吴金鹏在草庵向记者介绍摩尼光佛造像

摩尼教徒认为要改变现状必须通过斗争的手段来实现，所以在传播过程中受到统治者的压制和打击，他们以秘密的方式进行传播。公元9世纪，伴随着泉州海外贸易的兴盛，摩尼教从“海上丝绸之路”传播到泉州，摩尼教徒选择罗山华表山麓建立寺庙，因寺庙最先为草构，得名草庵，名字一直沿用至今。

1339年，泉州明教徒在华表山改草庵为石室、雕刻摩尼光佛，与泉州佛教、道教、民间信仰进一步融合，开始有偶像崇拜。14世纪，明朝建立以后，明太祖“定天下，以三教范民”。以明教上逼国号，摈其徒，毁其宫。摩尼教再次转入秘密活动，从此走向衰亡。15世纪，草庵住山还在庵前的崖壁上，刻摩尼教“四位一体”的“劝念”石刻，说明草庵仍有明教活动。16世纪，明教与民间信仰结合成为村落埔境神，继续在草庵周边传播。“草庵是摩尼教在中国传播与发展的珍贵物证，它与泉州本土文化的融合，体现出10—14世纪泉州多元文化交流融合的重要社会特质。”

整座草庵寺里最珍贵的“宝贝”，就要数庵内正面崖壁上雕刻的摩尼教创始人摩尼端坐在圆龛上的形象，称为“摩尼光佛”。摩尼光佛造像高1.54米，宽0.83米，身着宽袖僧衣，跏趺于莲花座上，面相丰满，庄严肃穆。更神奇的是，造像依石质不同颜色浮雕而成，脸呈草绿色，手粉红，身灰白，设色得当，巧夺天工。

  草庵摩尼光佛造像。（陈起拓 摄）

作为目前世界上仅存的一尊摩尼教石雕佛像，它的历史价值和宗教价值可见一斑，被列为全国重点保护文物。1987年8月，在瑞典召开的“摩尼教国际研究大会”上，这一尊塑像更是被确定为大会会徽。

吴金鹏说，除了摩尼光佛造像，草庵还保存了体现较为完整的摩尼教教义和仪轨的系列物证，比如“明教会”碗、记事石刻、劝念石刻等，都是摩尼教研究的重要依据。他指着摩尼光佛造像的壁龛上方左右角，向记者介绍道，左上角崖刻记载谢店市陈真泽捐钱刻造像和造像年代，右上角崖刻记载罗山境姚兴祖捐钱建石室一间。“这些文字是目前草庵立寺时间、立寺人、摩尼光佛石雕像镌刻时间和石构建筑始建年代最可靠的原始文字记载。”

1979年，在草庵前处建大华严寺，挖地基时发现一古井，发掘出一件“明教会”褐釉碗和几十块残片。该碗敞口浅腹，低圈足，内施酱褐色釉，外施半釉，碗内壁阴刻行书“明教会”三字，口径18.5厘米、高6.5厘米、底高0.8厘米。这几十块残片中，有13片有阴刻“明”“教”“会”字样。经考古调查，生产“明教会”碗的是磁灶窑系大树威窑，因在窑址采集到同样刻有“明”“教”“会”字样的残片，说明草庵“明教会”碗系以订烧方式生产。其形制与磁灶窑北宋时期的器物相符，碗的烧成时间应不晚于北宋政和年间，“明教会”碗佐证了北宋时期摩尼教在华表山麓的早期结社活动，被称为草庵摩尼教研究的第二大发现。

“说起草庵的珍贵之处，有几位文化名人是必须要提到的。”吴金鹏说，1933年、1935年、1937年，近代高僧弘一法师3次住锡草庵，每次淹留累月，或度岁、或养病、或弘法。其间，为重兴的草庵石室大门、金柱等撰书4副对联，并留下了一方《重兴草庵记》。“这些镶在壁上的石刻不仅是书法珍品，更是了解草庵历史的重要文物。”

1991年，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海上丝绸之路”考察团来草庵考察时，看到保存完好的这尊摩尼光佛雕像时异常高兴，认为这是“海上丝绸之路”考察活动的重要发现，具有世界性和历史性意义，消息一发布，在全球学术界引起轰动。当时，考察团成员兴奋地在草庵留下签名，刻有签名的石碑如今还立在草庵前的草地上。

2004年11月，著有明教传奇故事武侠小说《倚天屠龙记》的著名作家金庸第一次来到草庵，吴金鹏曾陪同参观。吴金鹏说：“金庸先生说，‘《倚天屠龙记》中多次提到明教，许多读者还不相信有明教呢。草庵的存在正好说明明教不是我杜撰的’。”当工作人员拿出提前准备好的火红的纪念册请金庸题词时，金庸不假思索地题下了“熊熊尊火，光明之神”八个字。

这些年来，为实现遗产真实性、完整性的有效保护，晋江投入2亿多元，对草庵主体建筑进行整修、加固，对草庵周边环境进行整治，并复建龙泉书院，使遗产周边环境与其相协调，为遗产价值阐释与展示提供条件。“现在来草庵参观的国内外客人越来越多，我们也培养了几名双语讲解员，让更多人了解这个世界现存最完整的摩尼教遗址！”吴金鹏说。